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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法治在线丨两分钟就能解除限速？总台起底电动车非法改装黑产） 电动自行车是外卖员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为了准时将外卖送达，骑手往往需要加快骑行速度，但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交通安全风险也随之增加。超速、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极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 法治在线丨两分钟就能解除限速？总台起底电动车非法改装黑产 （来源：视频综合） 超速逆行闯红灯外卖骑手违规骑行频发今年3月13日，江苏无锡新吴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外卖电动车闯红灯后与一辆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相撞，外卖员被当场撞飞倒地。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新吴大队鸿山中队中队长 张超：李某驾驶电动自行车由西向东直行，行驶到路口闯红灯，汽车绿灯正常通行，但是可能他觉得这个路口比较空旷，所以他在过路口时没有减速。经交警部门认定，外卖员李某负该起事故主要责任。今年4月19日凌晨，广东东莞发生一起两辆电动自行车相撞的亡人事故。死者为外卖骑手耿某，事发时正在配送外卖订单。经调查，耿某存在驾驶电动自行车时使用手机、闯红灯、未佩戴安全头盔、驾驶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以及未按规定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等多项违法行为。交警部门认定，耿某负该起事故主要责任。针对外卖领域骑行事故频发的问题，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公安和市场监管部门不断加大执法与治理力度，从源头打击交通违法行为及背后的黑灰产业链。非法改装篡改限速配送站点负责人被刑拘5月18日，广州交警通报了一起交通事故调查情况。今年1月13日，广州荔湾区一名即时配送骑手在事故中当场身亡。经认定，该骑手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交管部门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该配送团队多名骑手均存在驾驶无牌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行、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涉事配送站点负责人莫某某未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落实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教育培训等工作。其行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目前莫某某已被刑事拘留。5月26日，深圳交警根据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移送的线索，查处了一起涉嫌销售伪劣产品案件。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坪山大队副中队长 吕炳辉：该企业长期在深圳区域投放并租赁，私自加装、安座，以及篡改最高限速的，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用于平台以及骑手使用。目前，公安机关已对4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及2名平台站点负责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近日，上海青浦警方也破获了一起非法破解电动自行车限速的案件。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赵屯派出所民警 赵雨星：在交通整治以及近期交通事故的处理里面，电动车基本上都是超速的状态，责任比较大。然后我们对电瓶车进行一个倒查，看一下电瓶车到底是什么原因超速。警方经倒查发现，不少事故当事人的车辆都是购买电动自行车的时候，由专营店破解的。5月26日，警方将店铺经营者孙某抓获，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5月，浙江嵊州公安交管大队组织开展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专项整治行动，查扣辖区内多辆私自解除限速的电动自行车，并抓获当地多名犯罪嫌疑人，扣押解码器6套。嵊州市公安局网安大队副大队长 丁辰：这些店家为了吸引客流，跟破解人员私下合作，让破解人员在门店内为客户提供破解服务，增加他的门店销量。经查，涉案解码器全部从网络二手平台购入。办案民警顺藤摸瓜，又抓获了上游制售人员。目前，解码器制造窝点已被捣毁，落网的6名涉案人员均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国家强制标准已实施超速电动车从何而来？去年9月1日，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虽然各地正加大对电动自行车乱象的治理力度，但实际路面上，仍有解除限速的车在行驶。那么，这些车从何而来？这是记者驾驶一辆电动自行车，以25公里/小时的速度在道路上骑行的画面。可以看到，记者的电动自行车直线行驶时，大量外卖电动自行车都可以很轻易地超过记者的电动车，行驶速度明显高于新国标规定的25公里/小时。多位外卖骑手向记者透露，他们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大多经过了限速解除处理。线上售卖“解速车”最高时速达80公里根据骑手提供的线索，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检索“骑手电动车”“外卖电动车”等关键词，发现多款商品宣传页面标注“高速电动车”，宣称最高时速可达80公里。部分商家评论区也有用户反馈，车辆实际行驶时速可达70至80公里。部分线下销售门店竟提供解除限速服务除线上渠道外，记者走访多家线下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发现，新国标实施后，大多数门店仅销售符合规定的车辆，但仍有部分门店及维修摊点提供解除限速服务。在一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记者跟随一名要购买电动自行车的市民记录拍摄，当市民向门店销售人员询问车辆行驶速度时，商家这样回复。电动自行车商家：今年到的车都是25公里/小时，有一批是去年进的货，能直接解到50公里/小时。随后，商家带着顾客来到一处专门存放可直接解限速的电动自行车库房。电动自行车商家：这个车25公里/小时，很多人接受不了，现在没人会买。我今天上牌的车都是解速的，两分钟就解完了，后台放开了，这种车不给你锁，相当于提前弄好了，这款能到60公里/小时，厂家给锁了，怕你解，现在都是上面不让解，底下人想办法解。据这位店员介绍，不只是外卖骑手，大部分购买电动自行车的人都会咨询解限速的问题。随后商家将车辆骑走进行解速，不到两分钟时间，商家将车辆骑回，并告诉顾客车辆解速操作已经全部完成。在配送效率与交通安全之间如何找到平衡？记者的调查反映出，尽管各地持续严厉打击，但电动自行车私自改装问题依然存在。外卖骑行乱象的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消费者、平台、骑手、商家等多个环节。如何在配送效率、交通安全与骑手收入之间寻找平衡，需要各方共同探索与发力。为配送更多订单部分骑手选择交通违规对于外卖配送时间，不少市民表示可以接受适当延长。但对于外卖骑手而言，配送时效直接关系到收入。特别是在送餐高峰时段，为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更多订单，部分骑手选择了超速、逆行甚至闯红灯。浙江杭州外卖骑手：你如果想赚钱，你肯定会多拿几单。多拿几单的话时间比较紧迫，可能就会稍微开得快一点，在规定的时速里面可能稍微快一点。浙江杭州外卖骑手：最大的困难还是时间太紧了，有些时候可能几个单在手上，取完餐等你送的时候，就只剩十几分钟了。在午间用餐高峰时段，记者使用三家外卖平台在同一家店下单同一份外卖。结果显示，3公里的路程，各平台预估的配送时间均在30分钟左右。按照新国标25公里/小时的合规骑行速度计算，叠加到店取餐、等待商家出餐、上门交接等流程，单趟配送至少需要25分钟；若遇上商家出餐延迟、收件地址标注模糊等情况，配送耗时会进一步增加。同时接多单导致取送时间高度重叠据了解，为鼓励骑手多劳多得，部分平台在高峰期允许骑手同时接多单，导致取送时间高度重叠。虽然各平台均出台了拒单条款，但实际拒单后，骑手可能面临服务分下降、优质订单减少等隐性惩罚。陕西西安外卖骑手：感觉时间就是非常紧。骑手你必须得想办法抢时间。你如果说不闯红灯不逆行的话，你就别想挣钱。北京外卖骑手：你比如说有时候手里一单或者两单时间充足的情况下，可以等红绿灯，每个红绿灯我都可以等。但是单多的情况下，时间挤压你不得不闯红灯，但是每次闯完红灯以后都害怕，因为它的车速太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孙萍长期关注平台劳动者的生存状态。她和团队成员曾花费8年时间对全国多个城市的外卖骑手劳动状态进行调查研究。她指出，外卖骑手交通事故频发，与行业运行机制密切相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 孙萍：他这里边有一个核心的点是他所从事的劳动是按单计价，按单计价就会形成一个规则，就是说你干得越多，你的收入就会越多。而且我们的调研发现大部分的零工劳动者他们都有负债，所以对他们来讲，在最短的时间内赚取最大的收益是他们的首要目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 张成刚：我们讲规则其实会改变人的行为，那么大家把配送的超时，一旦和收入挂钩，一旦和罚款挂钩，就会给骑手造成比较大的心理压力，一方面他肯定会选择去闯红灯或者去超速，或者是抄近路，这样的一些交通违规的方式去节省一些时间。那么另外一方面他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心理压力，这种心理压力也导致他比如说频繁地去查看手机，其实导致他分心，就容易在道路上出现事故。这些对他行为和心理层面都造成了压力，那么这种压力又转化到了交通安全上面。部分平台通过奖励鼓励骑手安全骑行据记者了解，针对上述问题，近年来部分平台尝试通过加分、奖励、权益等级等方式，鼓励骑手安全骑行。江苏南京的外卖骑手仇志文，今年因送单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获得了平台一次性8000多元的奖励。新国标实施平台算法参数应及时修改完善专家指出，2021年我国出台了《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 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对平台算法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各外卖平台在落实相关要求时，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特别是在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实施后，平台的算法参数也应及时修改完善。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许欢：其实国家在相关的政策上，它已经很明确地去提出，平台不能将一个最严的算法作为对于骑手的考核的要求，要通过一个相对取中的算法，来合理地去确定你的订单的数量，骑手送单的准时率以及在线率这样的一些考核要素。要适当放宽配送的一个时限，效率它不能也不应该建立在公共安全和劳动者的风险之上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 张成刚：当我们的公共安全对于电动自行车作出了新的要求之后，相当于参数就要进行修改，那么相应地我们的一些算法也要进行调整，比如说时间预估算法，那就应该把电动自行车速度下降的这一部分的时间给它算进来，包括给到消费者对于出餐就是送达时间的一个预期，也应该根据我们安全的要求作相应的调整。压实各方责任运用法治手段补齐治理短板外卖骑行乱象的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骑手违规骑行的背后，非法改装黑产、平台算法机制、道路配套等因素相互交织。在保障骑手劳动权益与维护公共出行安全之间，各方需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运用法治手段补齐治理短板，从源头有效防范超速、逆行、闯红灯等危险骑行行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原标题：焦点访谈｜从制度约束到观念更新 多地出招让彩礼回归于“礼”） 焦点访谈｜从制度约束到观念更新 多地出招让彩礼回归于“礼” （来源：视频综合） 央视网消息（焦点访谈）：彩礼本是中国传统婚俗中一份“纳吉”之礼，承载着对新人的美好祝福。然而，近年来，高额彩礼在一些地方异化为“婚姻的筹码”，让爱情变了味，也让许多家庭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高额彩礼问题，不时引发人们的热议。如何让彩礼回归“礼”的本质？如何在尊重传统与移风易俗之间找到平衡点，遏制住高额彩礼乱象？商占彪是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商坑村村民，这天是他结婚的大喜日子，婚礼仪式就办在他家的院子里。现场是村里的红白理事会和亲友们一起帮忙布置的，虽然简单，却处处透着喜庆与隆重。据了解，商占彪结婚时，女方家没有收取高额彩礼。如今在阳谷县，像商占彪夫妇这样，结婚选择低彩礼甚至零彩礼的年轻人，正变得越来越多。可谁能想到，一年多以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高额彩礼成了常态，让不少农村家庭不堪重负。阳谷县地处山东、河南两省交界处，与河南省的台前县仅隔着一道河堤。近些年，在两个省的毗邻地区，农村彩礼越来越高。受豫鲁两省毗邻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因素影响，河南与山东两地的彩礼标准不尽相同。当地彩礼普遍“就高不就低”，相互跟风攀比，导致彩礼金额逐年攀升。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靖德云：“娶不到媳妇，娶不起媳妇，成为当时农村地区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民生问题。”这是不同省份毗邻地区农村的一个缩影。高额彩礼现象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根源。社会结构失衡是根本原因：农村适婚人口男多女少。多重因素交织叠加，使得农村地区高额彩礼问题屡禁不止、普遍存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黄振华：“高额彩礼产生一系列危害，对于农民家庭来说是比较大的经济压力。有时会出现因婚致贫的风险，也可能产生一些极端现象，利用高额彩礼诈骗、骗婚，直接的后果是农村很多大龄男青年没有办法成家。”多年来，各地针对彩礼陋习开展的整治行动，在本省范围内及非毗邻地区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一旦涉及跨省毗邻区域，治理效果便屡屡“失灵”，整治难题依然突出。跨省通婚，彩礼究竟该依照哪一方的习俗？如何让高额彩礼从“漫天要价”回归理性、合乎情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从去年开始，山东省阳谷县联动毗邻的河南省台前县、范县，共同签订鲁豫毗邻地区移风易俗协同治理机制，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构建起共建共治的联动体系。治理的第一步，就是让群众坐到一起、共商共议。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充分沟通协商，三县群众共同约定了彩礼上限。这一约定不仅被写入红白理事会章程，不少村庄还将其纳入村规民约，以制度形式固化下来。靖德云：“彩礼本身就是一个习俗，我们一方面要尊重它，另外一方面对于高额彩礼要进行引导，让它在一个合理区间内，避免因为彩礼过高对群众产生不必要的负担，让婚姻真正回归于爱情。”宣传引导是最柔软也最有力的抓手。阳谷县开展移风易俗“送戏下乡”，并创作了小品《彩礼风波》，把高额彩礼的现象搬上舞台。小品由群众演员自编、自导、自演，取材于现实生活，更能打动现场观众，引发强烈共鸣。像这样的移风易俗送戏下乡，阳谷县一年举办一千场次。红娘在民间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充分发挥红娘的作用，三个县定期举办毗邻地区红娘交流会。红娘们在牵线搭桥时达成一致：彩礼不超过约定的上限，喜宴不超过标准。在加大宣传引导的同时，切实做好服务。各村红白理事会主动上门、靠前服务，对红白事提前介入、全程跟进，提供细致周到的全过程指导与服务。2025年“七夕”之际，阳谷县携手台前县、范县，共同举办了“两河之约・山河相会”新婚集体颁证仪式，九对新人喜结良缘。经过各方努力，去年以来，跨省毗邻地区农村“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数量显著增长。尚丽娜家在阳谷县农村，她与河南台前县的赵云光刚刚订婚。尚丽娜告诉记者，她的父母当时没有要彩礼，8.8万元是赵云光和她商量的结果，图个好彩头。订婚的当天，父母就把这钱给了两人，用来支持他们小家庭。跨省通婚的彩礼包袱正在一点点卸下。跨省联治，靠的是制度协同。而要让高额彩礼真正退潮，更关键的是人心深处的观念之变。不久前，在湖南省益阳市南县，一场婚礼在网络上意外走红。在婚礼上，新娘廖娇的父亲廖琰军将18.8万元彩礼退给了新郎李平，只在礼盒里拿出了一张100元的人民币，作为寄寓吉祥之意。这对新人都是湖南益阳南县茅草街镇灵官洲村人，新娘廖娇在浙江杭州工作，新郎李平在家乡经营水产生意。其实，在订婚宴上，女方家里就已经明确表示不要彩礼。但新郎李平却觉得，彩礼是自己的一种态度。李平的生意是在当地收购小龙虾销往全国各地，手头并不宽裕。李平便找朋友借了几万块钱，凑齐了18.8万元，他事先也没告诉廖娇。在婚礼当天早上，他把彩礼送了过去。婚礼后的第二天，廖娇的父亲廖琰军便匆匆返回浙江台州，继续打工。廖琰军告诉记者，他从没想过会不会火，只是想借女儿结婚这个特别的日子，谈一谈他对“彩礼”的看法。廖琰军的“退礼”之举看似偶然，但在当地干部看来，这其实是多年来推进移风易俗、涵养文明乡风的必然结果。南县地处洞庭湖畔，是一个传统农业县，受攀比风气影响，彩礼数额曾逐年攀升。为扭转这一风气，2025年，南县正式出台“山乡尚礼·南事文明办”文明乡风建设工程实施方案，将整治高额彩礼作为移风易俗的工作重点，纳入精神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全县166个村（社区）将“婚事新办、治理高额彩礼”写入村规民约，由村民自己讨论、自己签字、自己遵守。湖南省益阳市南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任李光明：“无论是制度约束还是宣传引导，最终都要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廖先生主动退还彩礼，就是群众自觉的最好体现。当越来越多的人像他一样，从内心认同不要彩礼要幸福的理念，移风易俗才能真正落地生根。”在当地宣传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零彩礼”或“低彩礼”步入婚姻。南县农业局的杨超和村委委员黄莎恋爱八年，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时候，黄莎的父母提出男方要给8.8万元的彩礼才能娶走自己女儿。身为公职人员的黄莎做起了父母的工作，最终说服父母取消了彩礼，并参加了集体婚礼，真正做到了“婚事简办”。现在，杨超和黄莎的孩子已经一岁了，黄莎的父母和他们住在一起，帮忙带孩子，一家人幸福和睦。近期，网络上涌现出大量关于“低彩礼”“零彩礼”“婚礼简办”的视频和新闻报道。这些真实案例频频登上热搜，引发全网共鸣与点赞。人们发现：原来不要高额彩礼，婚礼也可以很体面；原来放下攀比的包袱，幸福反而更踏实。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如同一颗颗种子生根发芽，悄然改变着更多人的观念。从山东、河南交界的跨省联治，到洞庭湖畔的观念更新，高额彩礼的治理，既需要制度协同的硬约束，更需要春风化雨的软引导。彩礼不是爱情的标尺，幸福才是婚姻的底色。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轻礼重情，当越来越多的家庭主动退彩礼、送祝福，那么高额彩礼的坚冰终将消融，婚姻也将回归情感的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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