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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 史凭 四川苍溪中学校物理教师罗德根被任命为校办印刷厂厂长19年，因被控通过空壳企业账外走账侵吞324万余元利润，一审以贪污罪、行贿罪获刑十年。罗德根辩称印刷厂系个人承包，上缴管理费后利润应该归己，未被法院采信。 罗德根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后，家属及辩护人指出，关键证人旁听首轮庭审、申请调取庭审录音录像被法院以技术故障原因回绝。对此，一审法院工作人员否认家属及辩护人申请过庭审录音录像；二审法院相关人士则表示，系统出了问题，运维公司正在处理。 澎湃新闻从家属处获悉，广元中院今年3月27日已经在苍溪县法院第一次二审开庭审理，因家属及辩护人发现部分一审定案证据并未在一审中随案移送、出示，法院在重新调取证据后定于7月10日第二次开庭审理本案。 罗德根 物理教师执掌学校印刷厂19年 苍溪中学校是川北名校，也是四川首批重点中学。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全国勤工俭学的政策浪潮下，苍溪中学校开办了多家校办辅助企业，苍溪中学校校印刷厂便是其中之一。工商资料显示，印刷厂1984年以集体所有制校办工厂名义成立，1991年经审批变更为全民所有制，2007年增资后营业执照又登记为集体所有制。产权性质的数次变更，为日后的争议埋下了伏笔。 2000年3月，时年36岁的物理教师罗德根被学校任命为印刷厂厂长、法定代表人。 一审判决书载明，2004年至2010年间，苍溪中学校与印刷厂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明确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承包经营制”，责任书中特别加注了“由罗德根同志承包经营”的表述。双方约定，印刷厂需向学校缴纳承包款，职工工资按财政标准计发。 2008年，罗德根代表印刷厂与学校派驻的3名正式员工签订岗位责任合同书，约定全民职工不再参与企业管理与财务监管，不承担经营风险与法律责任。在罗德根看来，这份合同正是“个人承包”的有力说明：员工不担风险，盈亏最终都由他自己兜底。 罗德根家属称，罗德根对印刷厂的业务十分上心，不仅承担苍溪中学校的日常作业本、试卷等文印工作，还积极开拓了不少市场，也购买机器设备扩充产能。 2013年至2018年，苍溪中学校与印刷厂续签的《协议》仍约定缴纳管理费、计发职工工资，但删去了“由罗德根同志承包经营”的表述。这一处细微的文字改动，后来成了法庭上控辩双方角力的关键。 直至2019年7月，印刷厂停产停业，罗德根担任清算组组长，最终核定设施设备及耗材折价129万余元，学校以此为底价对外招标转让。印刷厂注销后，罗德根回到苍溪中学校继续任教。 被控侵吞印刷厂324万元利润获刑十年 2024年3月26日，苍溪县纪委“廉洁苍溪”发布的一条公告在当地教育系统引发关注：原四川省苍中印刷厂法定代表人罗德根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接受监察调查。 公诉机关苍溪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09年起，罗德根安排远房侄女罗某某担任出纳，先后注册成立文印部、广告部两家“空壳企业”，将印刷厂的业务收入通过空壳企业开票走账，采取收入不入账、账外运转的方式，将利润转入个人账户。2009年12月至2019年6月，共计侵吞印刷厂利润324万余元。 检方认为，罗德根身为学校任命的厂长，代表学校行使管理职权，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共财物，构成贪污罪与行贿罪。 但罗德根自始至终不认可贪污罪的指控。罗德根在一审庭审中辩称，印刷厂是他个人承包，自负盈亏，上缴管理费后的利润本来就该归自己所有。2004年的目标责任书已经明确了个人承包关系，2008年与职工签订的合同进一步落实了“他个人担风险、其他人不监管”的模式，从2008年到2019年，本质都是个人承包。企业注销申请书中载明的“企业属集体或个人承包经营性质”，也被他视作承包关系的佐证。 一审法院没有采纳罗德根的这一说法。苍溪法院认为，《目标管理责任书》是格式文书，同期学校其他下属企业也都签了同类文件，“由罗德根同志承包经营”的表述目的是强化厂长责任意识，双方并无个人承包的真实意思表示。3名印刷厂工作人员也证实，学校从未同意过个人承包。 2025年11月27日，一审法院作出判决：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行贿罪判处拘役四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罚金60万元，追缴违法所得324万余元返还学校。罗德根不服，已提起上诉。 关键证人否认曾旁听审理 因案情复杂，罗德根案在一审中曾有两个合议庭分三次进行公开审理，2024年11月29日首次进行的庭审，是由苍溪法院刑庭庭长担任审判长的三人合议庭，后法院另行组成由副院长担任审判长的七人合议庭。罗德根家属指控，后两次庭审中出庭作证的苍溪中学校总务主任曹某，曾旁听了第一次开庭庭审，不具有作证资格。罗德根辩护人进而向二审法院广元中院要求调取一审第一次开庭的庭审录音录像。罗德根弟弟罗德永告诉澎湃新闻，他们被告知一审庭审录音录像“因技术故障原因无法调取”。 罗德永认为，人民法院有明确的规定，正常庭审活动的录音录像不得人为中断，相关录音录像文件也应当依照电子档案保管办法进行严格保存，“第一次庭审距离现在也不超过一年半，按照法律规定是至少要保存60年。” 作为证人的罗某是否旁听过本案庭审？7月4日，罗某向澎湃新闻否认了这一说法，“怎么可能，绝对没有，有监控录像可以看”。 罗德根案的二审辩护人还发现，案件卷宗材料中还少了两份笔录，其中一份是经过一审庭审质证的关键证人证言。罗德根妻子周女士称，辩护律师在阅卷中发现卷宗中出现了用铅笔书写的“抽出来”三个字，对应的笔录未曾在卷宗中出现。另外一份学校工作人员杨某的笔录，在一审中作为控方关键证据进行出示，但二审辩护人发现卷宗中根本不存在该笔录。二审期间，广元中院已将缺失笔录等证据重新调取，但辩护人及家属并不认可该做法，认为已影响一审审判程序的公正。 7月4日，针对罗德根家属与辩护律师反映庭审录像无法提取的问题，苍溪县人民法院相关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表示“家属没有申请过，其提供的信息不一定准确”，其他问题未作出回应。 “如果开庭前系统恢复，庭前与一审法院沟通好之后再观看。”广元中院相关人士解释，曾一直催促苍溪法院把视频交上来，但他们称系统出了问题，运维公司正在处理，不一定能提取出来。 本期编辑 徐滁
邹凤利怎么也没想到，竟然会在街头偶遇杀父仇人刘桂林，此前他已经苦寻对方28年，一无所获，没想到一次临时起意的家庭出游，竟然了却多年的心结。 随着刘桂林的落网，他潜逃后的一些秘密也得以揭开：他在逃亡期间早已改名，通过重新落户漂白了身份，甚至还凭借新身份在当地领取低保金。 就在邹凤利以为大仇即将得报之时，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刘桂林被关押了十来天后取保候审，走出了看守所。 邹凤利得知，检察机关因证据不足做出不批准逮捕刘桂林的决定。这让邹凤利难以理解——明明有多人目睹了刘桂林行凶的过程，他落网后也如实供认作案事实，为何依旧证据不足？ 警方告知家属，这起故意杀人案时隔太久，当年的尸检报告、凶器和现场勘查记录等证据如今均杳无踪迹。 自此，这起曾因嫌犯潜逃搁置28年的故意杀人案件，再次陷入僵局。 2026年7月6日，黑龙江省兰西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正就此案开展补充侦查。 ▲2026年4月21日，受害人家属发现潜逃28年的刘桂林后报警，警方将其抓获。 视频截图 命案：因邻里琐事持刀行凶致一死一伤 邹凤利回忆，此案发生于1998年，那时他三十岁，与父母同住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兰西县新华村，刘桂林一家住在他们家西侧。邹凤利记得案发时间是7月5日，这天傍晚，因为一些邻里琐事，刘桂林携带凶器先是砸碎了他们家的窗户玻璃，之后转向大门试图冲入屋内，“刘桂林一手拿着斧头一手拿着镰刀，我爸问他干啥，他说我要杀了你们。” 邹凤利回忆，当时父亲率先从里屋冲到门口试图阻挡刘桂林，他自己因为发现两个孩子还在屋外玩耍，担心危险，赶紧从窗户跳出把孩子送到院外，等邹凤利转身返回，发现父亲已被刘桂林砍倒在地，“后背被砍了很多刀，脖子是被斧头砍的。” 邹凤利说，他当时第一时间把父亲送到了当地卫生院抢救，不过最终没能救回父亲，“流了很多血，医生一看伤，就说抢救不过来了。” 当晚邹凤利得知，刘桂林砍倒他父亲后，又砍伤了他一个表弟，之后被闻讯赶到的其他村民控制住，不过就在邹凤利忙着送父亲就医时，刘桂林也挣脱束缚逃离作案现场，等警察赶到现场，刘桂林早已不知去向。 从那之后刘桂林似乎人间蒸发了一样，案发不久，刘桂林的妻子和孩子也从村里搬离。这之后很多年，尽管他们多方打听，始终没有找到刘桂林的踪迹。“大约在七八年前，有村里人跟我说在杜尔伯特县看到了刘桂林。” 杜尔伯特县为黑龙江省大庆市下辖的蒙古族自治县，距离兰西县约两百公里路程，两地人员往来较多，邹凤利将村民提供的这条线索同步给兰西警方后，也自行前往杜尔伯特去寻找刘桂林，“当时我和我姐夫两个人，去杜尔伯特找了三天，不过没找到。” 最近几年，邹凤利开始频繁前往兰西县公安局询问案件进展，“这几年去了几十次。”邹凤利说，孩子们都已成家立业，他感觉自己岁数也大了，就想着尽快抓住刘桂林，“不想留下遗憾，要给父亲一个交代。” 落网：家属街头偶遇杀人嫌犯 2026年1月，邹凤利终于等来了一个好消息，“兰西县公安局让我去辨认照片，我一眼认出其中一张照片里的人就是刘桂林。”那次辨认过程中，邹凤利得知刘桂林已改名叫刘宝财，在杜尔伯特县通过重新落户漂白了身份，这也是之前警方始终无法将其抓获的重要原因。 不过邹凤利也被告知，即使辨认出照片，距离真正抓到刘桂林仍需时日，“警方去排查了两三趟，还是没能抓到人。” 2026年4月下旬，邹凤利与两个妹妹商量，决定驾车带着八十多岁的母亲出去散散心，至于目的地，经过一番讨论他们定在了齐齐哈尔。邹凤利坦言这条路线会途经杜尔伯特，“也是鬼使神差，知道他在那边，就想走那边看看。” 4月20日这天，邹凤利带着母亲一行七人，驾车从兰西县出发，当天下午四点就到了杜尔伯特县，并临时决定在当地休息一晚。 ▲杜尔伯特县的一处路边小院，刘桂林早年买下并在此落户，据了解他在此居住了二十年左右。新京报记者 韩福涛 摄 惊喜发生在第二天早晨，那时天刚亮，他们从宾馆出发没多久，驾车驶过一处铁路桥后，遇到一个三岔路口，邹凤利本能地放慢了车速，而就在这时，他无意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一下桥就看到路边上站个女的，我一看这不是刘桂林他媳妇嘛。”邹凤利赶紧靠边停车仔细观察，“不一会儿，刘桂林也从屋里出来了，我们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一眼就认出他们。” 看着刘桂林两人走进身旁的一处小院后，邹凤利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当地派出所民警赶到后，很快进屋控制了他们。”邹凤利回忆，刚开始面对民警，刘桂林仍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但在邹凤利及家人出现并当面质问下，他很快承认了自己就是潜逃28年的刘桂林。 “不仅刘桂林一个人漂白了，他们一家三口，都改名后在当地重新落了户。”邹凤利认为，如果不是身份被漂白，刘桂林应该早就落网了，为此他也希望当地公安机关尽快查清违规落户的问题。 新京报记者采访了解到，刘桂林当年投靠了一位亲戚才来到杜尔伯特，邻居一直以为他叫“刘宝财”，他早年偶尔打点零工，后来便不再工作，“他舅舅住在这附近。”当地一名社区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刘宝财”在当地甚至还享受城镇低保待遇，每个月能领到几百元的低保金，“已经十来年了，前阵子知道他是潜逃的杀人嫌犯后，这才给停了。” 多位邻居告诉新京报记者，“刘宝财”已经在当地居住了大约二十年，与周围邻居往来很少。据多位邻居介绍，“刘宝财”“脾气很暴躁，跟好几个人都打过架。” 僵局：证据不足嫌犯取保候审 落网后的刘桂林很快被移交给兰西警方。按照邹凤利设想，刘桂林之后会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后法院给其定罪判刑。然而就在邹凤利一家还沉浸在大仇得报的喜悦之中时，5月6日一通来自兰西县公安局的电话瞬间让他的心情跌入谷底，“公安局给我打电话说刘桂林放出来了，取保候审。” “之前28年始终抓不到人，现在我们家属好不容易找到了，却又给放出来了。”这让邹凤利难以接受，他赶到兰西县公安局询问原因，“警方告诉我，因为证据不足检察院不予批捕，他们只能为其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 “办案的人说尽管目前有几名目击证人，刘桂林本人也承认，但是这样也达不到批捕的条件。”邹凤利说。 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屈振红律师介绍，在刑事案件中，一般情况下公安机关针对犯罪嫌疑人拘留的最长时间是30天，然后报捕，检察院7天之内决定批不批捕，一共37天，如果检察院决定不批捕，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释放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绥化市人民检察院。2026年5月初，该检察院作出不批准逮捕刘桂林的决定，并要求兰西警方继续补充侦查。新京报记者 韩福涛 摄 屈振红律师介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取保候审也是一种强制措施，时长为一年，“警方通常会要求嫌疑人随传随到，遵守取保候审的相关规定，且未经批准不得离开居住的区域。” 屈振红律师告诉新京报记者，该案中检察机关作出不批捕决定，意味着检察院认为现有证据不需要继续羁押嫌疑人，具体到本案系涉嫌故意杀人，不批捕的原因可能是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嫌疑人故意杀人。 承办这起故意杀人案的绥化市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向家属解释，之所以做出不批准逮捕刘桂林的决定，确实是因为证据不足，“公安机关移送过来的证据材料基本都是最新的，没有以前的那些证据材料，比如用什么凶器杀的人，都没有证据来证明。” 而通过与兰西警方进一步沟通，邹凤利得知，这起故意杀人案因年代久远，目前相关证据材料确实大量缺失，“尸检报告、现场勘查报告、凶器现在这些都没有。” 邹凤利回忆，1998年案发后，他很快就报了警，警方不仅找他做了笔录，也去了案发现场，按道理警方那时应该搜集了相关证据。针对尸检报告缺失，邹凤利更难以理解，他清晰地记得他父亲死亡后，法医赶到当地卫生院做了尸检，“尸检的时候我在那儿，尸检完我还签了字，我在现场看着呢。” 针对相关证据缺失一事，邹凤利多次找到兰西公安局交涉，不过始终毫无进展，“他们说公安局搬过家，找不着了。” 专家：或可引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得知刘桂林从看守所出来后，邹凤利说他们一家人瞬间失去了安全感，他告诉新京报记者，两家原本就有一些矛盾，这次刘桂林落网，也是他和家人率先发现他的踪迹，为此他非常担心招致刘桂林的报复，“万一他再伤害我们家其他人怎么办？” 记者在当地了解到，从看守所出来后，刘桂林租住在兰西县城的一个居民小区，而邹凤利带着母亲也居住在兰西县城，与其相隔只有不到两公里的距离，步行只要十多分钟。邹凤利告诉记者，之前他甚至还亲眼看到过刘桂林，“我那天看到他拿个凳子，在那坐着抽烟。” ▲兰西县公安局。因为父亲被杀害一事，邹凤利最近几年经常前往兰西县公安局询问案件进展。新京报记者 韩福涛 摄 在刘桂林被取保后，邹凤利多次向兰西县公安局表达诉求，要求将刘桂林重新收监。邹凤利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尽快看到刘桂林被绳之以法。 “肯定要继续侦查，理论上说只要案子没有破，公安机关就应该继续侦查。”屈振红律师认为当务之急是敦促警方继续侦查，“假如有新的证据，（警方）随时可以重新报捕。”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韩旭曾在司法机关任职多年，办理过多起故意杀人案件，他介绍说，我国刑事诉讼法上有一个证据裁判原则，即没有证据不能定案，“像命案这样的大案，死亡鉴定报告、现场勘验报告书、凶器这些都是必须具备的。” 韩旭认为目前该案证据确实有点单薄，“没有尸检报告，不知道受害人的死因，还要看现场勘验的记录，跟嫌疑人的供述是不是一致，办案机关要根据整个证据情况，看能不能形成证据链。” 针对这起因证据不足陷入僵局的故意杀人案，韩旭建议检察机关或可以引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比如说嫌疑人只要认罪认罚了，检察院可以提出一个轻的量刑建议，这样证据可以适当减弱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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