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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10 个造车的，干不过 1 个卖电池的。"这不是段子，是眼下汽车产业链最扎心的现实。一边是新能源汽车出口和市占率等数字一路上扬，另一边是整车企业利润率掉头向下。根据乘联分会最近公布的数据，2026 年 1-5 月，中国汽车行业利润为 1440 亿元，利润率仅为 3.4%，低于下游工业 6.1% 的平均水平。但上游企业却在 " 日赚斗金 "。今年一季度，电池厂商宁德时代一家就净赚超 207 亿，平均每天 2.3 个 " 小目标 "，但同期，比亚迪、上汽集团、吉利汽车等 10 家头部上市车企的归母净利润加在一起才 174.97 亿元。没错，10 家车企打包在一起都打不过一家电池厂商。拉长时间线看，整车行业利润率近三年基本是一路走低，2024 年为 4.3%，2025 年降至 4.1%，如今掉到 4% 以下。那么问题来了：电动化时代，整车厂商赚不到钱是不是因为被电池厂商 " 截胡 " 了？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外因与内因两个维度拆解。先看外因，上游成本的直接挤压。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通常占据整车成本的 40%-50%。今年以来，碳酸锂等原材料价格上涨，将成本压力直接传导给了整车厂。更雪上加霜的是，存储芯片也在涨价。所以，最近小鹏集团董事长何小鹏都忍不住吐槽 " 做汽车真的很痛苦，哪里涨价都会波及我们 "。与车企 " 夹缝求生 " 状态形成对比的是，电池厂商依靠技术壁垒、规模效应和产业链掌控，掌握了较强定价权。尽管车企近年来纷纷高调发布自研电池计划，但量级差距带来的成本优势，短期内很难追上。如果只盯着上游成本，就会忽略更致命的内因：行业自身的过度拥挤。过去几年，在市场白热化竞争的背景下，多数车企选择牺牲利润抢份额，并且不少企业开启长期烧钱模式，做副牌、开 " 小号 "，新车越出越多。可以看一组对比数字：2026 年 1 至 5 月，国内新车上市高达 550 款，平均每天至少推出 3 款新车，而同期，国内手机上市新机型才只有 157 款。作为耐用消费品的汽车，上新速度已经超过了手机厂商。这背后当然是毛利率持续被压缩，车企消耗掉大量家底。于是，内外因形成合力，共同抽干了整车厂商的利润池。这也是为什么不少车企负责人都开始在公开场合喊话 " 反内卷 "" 保利润 "。因为大家知道，如果再不踩刹车、挤泡沫，企业只有在恶性循环里耗尽最后一口血。积极的信号是，风向正在变。国家层面已经反复强调要防范 " 内卷式 " 恶性竞争，政策也在给整车厂减负。企业自己也回过味了，一些车企已经开始主动收缩产品线、放缓推新节奏，并将经营重心从 " 份额优先 " 转向 " 利润优先 "。从拼数量到拼价值，这个转向，正在成为主旋律。毕竟，没有利润支撑的销量，再好看也只是空洞的数字游戏。所以说回开头那个问题，整车企业不赚钱，与其说是被 " 截胡 "，不如说是在这场极限压力测试中，自身盈利能力和议价能力的一些短板暴露了出来。当然，长期看，一个健康的产业是上下游共赢，共同把蛋糕做大，而不是少数企业 " 吸干 " 整个行业。当技术突破，成本下降，市场自然会扩大，电池和整车企业都有望获得更大利润。所以，对于当前的中国汽车产业来说，最需要关注的问题不是谁赚走了谁的钱，而是如何让大家都有得赚。
" 如果不签字，这份工作你就别干了。"面对曾历任这家村镇银行业务发展部总经理、分管信贷的副行长谢某下的最后通牒，时任原双辽吉银村镇银行个贷部总经理岳某，最终在多份违规放贷材料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一签，也让他深陷一场持续三年、涉案 13 人、造成 7.8 亿元坏账的违法放贷大案。2026 年 6 月，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违法放贷案，作出了终审判决，驳回岳某等 5 名员工 " 受领导胁迫 " 的上诉理由，13 名涉案银行人员全部被定罪量刑。原双辽吉银村镇银行是当地一家县域村镇银行，由吉林银行在 2011 年发起设立。目前该村镇银行于 2025 年 9 月被吉林银行吸收合并，改制设立支行，原机构解散，相关业务由吉林银行双辽分支机构承接。依据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的裁判文书，2016 年至 2019 年间，这家村镇银行上至董事长、行长，部门总经理，下到一线主办、辅办客户经理，形成了一条自上而下的违法放贷流水线，十余名银行人员参与其中。判决书显示，曾历任业务发展部总经理、分管信贷的副行长的谢某，在时任董事长安某（另案处理）、行长王某的授意下，牵头组织实施违法放贷。其最常用的手段就是 " 借户顶名、垒大户 "。" 也就是借用多家企业、自然人的身份拆分贷款，把大额资金集中输送给实际借款人。" 一位城商行分管企业贷款的负责人告诉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这种情况在业内曾经并不少见，其本质是用名义借款人的信用额度来覆盖实际用款人的资金需求，从而绕过单户授信上限和资质审查。整体违法放贷的链条也十分清晰：在得到董事长、行长指示后，谢某下达指令，指示分管企贷、个贷的负责人，以及个别客户经理（信贷员） 跳过贷前调查环节，仅以借款主体提供的资料为依据就发放贷款。谢某本人在任审贷会成员期间，对上述贷款的审批也均投票同意。在这条流水线上，不做实地贷前调查，不核验经营流水，不核实资产负债和担保资质，银行设立的贷前、贷中、贷后的风控体系形同虚设。博通咨询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告诉本报记者，在信贷流程上，所有银行都需要遵守相关规定，" 客户申请、资料审核、征信查询、实地调查、风险评估、审批决策、合同签订与放款等环节都有规定。"对于为何会出现 " 三查失守 " 的现象，王蓬博指出：" 相比大行，村镇银行审批链条更短，部分小额贷款可在支行层面完成终审，决策权下放程度高、灵活性强可能也是原因之一。"案发后统计显示，三年间，谢某为李某等同一批实际借款人违法发放贷款 182 笔，其中 162 笔形成坏账，损失约 6.2 亿元；此外，该行还向多家企业违法放贷 49 笔，造成银行损失 1.64 亿元。合并计算，谢某的违法放贷行为导致银行直接经济损失近 8 亿元。而当时，这家村镇银行的资本金，才刚刚过 1 亿元。2025 年，一审法院作出判决。谢某作为主要策划者与实施者，被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也是本案唯一被判实刑的人员。其余 12 名被告人因具有自首等情节，依法获得减轻或从轻处罚，最终被判处缓刑。北京紫华律师事务所银行刑事业务部吴玉冰律师指出，在违法发放贷款罪共同犯罪中，量刑差异主要依据 " 犯意提起、业务决策地位、行为作用、违法获利情况 " 等标准综合判定。" 本案谢某作为违法放贷模式的主要策划者、实施者，在整个犯罪链条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余 12 人则多为执行环节的基层人员，无独立决策权，因此被依法认定为从犯，量刑上也体现出了明显区分。" 吴玉冰补充道。一审判决后，岳某等 5 名被告提起上诉。在上诉书中，时任个人信贷部总经理岳某称，副行长谢某曾以 " 不签字就别干了、开除 " 相威胁，自己 " 内心始终抗拒 " 但 " 无法拒绝 "。另外 4 名上诉的客户经理也声称只是 " 被动配合 "，本身不愿参与违法放款，请求认定为 " 胁从犯 "，免予刑事处罚。二审法院审理后，对上述辩解逐一作出了回应。法院首先明确了胁从犯的认定标准——被胁迫必须具有现实性与紧迫性。" 来不及逃避 " 是衡量紧迫性的重要原则。若行为人有时间和条件摆脱胁迫，却未采取任何行动，则难以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胁从犯。具体到本案，相关上诉人办理了数十笔贷款，均是不同时间办理，具有长期性和反复性。上诉人所称的 " 不办理就会失去工作 "，只是一次性的语言威胁，对相关违法行为是否办理并不具有紧迫性，亦不存在来不及逃避的问题。法院据此认定，即便存在一定职场压力，也不构成刑法上的胁从犯事由。法院同时强调，银行信贷人员依法负有独立审查义务。即便存在上级指示，也不意味着可以免除贷前调查、贷时审查的义务。在本案中，个人信贷部、企业贷款部的相关人员在未经现场勘查的情况下，向风险管理部递交了不实的信贷资料，结合原原双辽吉银村镇银行内部规定来看，贷款真实性的审核责任，始于客户经理的实地调查，因此违法发放贷款的错误审核责任的根源在个人信贷部、企业贷款部。最终，二审法院在 2026 年 6 月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吴玉冰律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在金融犯罪案件中，以 " 执行上级指令 " 作为核心抗辩理由十分普遍。她表示，" 其中一类典型情形就是职场压力类抗辩——比如以不完成放贷任务绩效清零、不配合就被调整至边缘岗位、领导以开除相威胁等为由，主张自己是迫于职场压力被动执行违规指令，主观上并无犯罪故意。但从本案的终审判决来看，这类抗辩并未获得法院支持。"原原双辽吉银村镇银行的违法放贷案并非孤例。近年监管罚单、刑事判决显示，其中村镇银行、县域农商行正在成为违规放贷的高发区，一旦造成重大损失，极有可能触发刑事犯罪。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依据企业预警通数据梳理，截至 7 月 2 日，监管对 523 家银行累计开出 2975 张罚单，罚没金额达 10.19 亿元。其中，信贷业务违规是绝对主力。上半年信贷违规罚单达 1858 张，较去年同期的 1226 张增长 50%，占全部罚单的六成以上。从处罚案由来看，贷款 " 三查 " 未尽职以超过 55% 的占比位居榜首，违规办理发放贷款紧随其后，二者成为银行业信贷相关处罚中排名前二的高频违规情形。农商行、村镇银行是罚单的 " 主力军 "。 据企业预警通数据，2026 年上半年，农商行被开出超 300 张罚单，罚没金额约 2.5 亿元。若将农商行、村镇银行及信用社合并统计，三类机构合计被开出 470 余张罚单，罚没金额约 3.3 亿元，在全部罚单数量中占比近 40%，罚没金额占比约三分之一。王蓬博表示，部分机构公司治理薄弱，内部制衡机制不健全，叠加地方人情社会影响，就容易形成操作空间。" 近 40% 的罚单指向农商行、村镇银行等，说明其风险管控能力与业务扩张速度不匹配。一方面可能基层人员考核压力大，更加重视规模；另一方面技术系统落后，难以有效识别虚假材料或异常交易，导致制度防线被人为绕过。" 王蓬博表示。吴玉冰律师对此表示认同，她指出，村镇银行、县域农商行频现违规放贷，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第一，经营压力倒逼。中小银行吸储难、资金成本高，很多机构选择靠扩大放贷规模维持收益，而 " 借户顶名 " 正是快速做大规模的捷径。第二，治理存在缺陷。部分村镇银行由民企控股，实际控制人通过关联交易、指令放贷向自身或关联企业输送资金，致使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管理 " 三查 " 制度流于形式。第三，人情关系复杂。村镇银行服务范围局限乡镇、县域，信贷人员与本地企业、自然人存在深度人情往来，基层员工碍于人情、考核压力，主动或被动配合制作虚假信贷资料，由此也催生了违规放款。监管层显然已注意到这一问题。2026 年 4 月，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农村中小银行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拟将村镇银行主发起人的最低持股比例从 15% 提升至 51%，从制度层面压实发起行风险兜底责任。与此同时，村镇银行整合大潮持续加速——截至 7 月 2 日，各地监管部门年内已累计发布 108 家村镇银行获准解散的公告。这场 " 减量提质 " 的重组，正在从源头上化解村镇银行的风险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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