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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一生主要著有两部代表性著作，一部是《道德情操论》，另一部是《国富论》，后者的知名度远远超过前者，然而斯密本人却视前者为其思想体系的基石。在他看来，脱离《道德情操论》的《国富论》，将沦为对财富的掠夺。同样，没有道德情操的企业家，不过是披着商业外衣的掠夺者。作者：杜远封图：IC photo"优思益事件可能将引发一场‘行业风暴’"，一位直播电商从业者在视频号中说道。优思益被曝光已过去近一个月，这场事关假洋牌、网红直播带货"罪与罚"的讨论至今仍未停息。据央视新闻4月1日调查报道，号称澳洲大牌的优思益实为国内贴牌代工，且涉嫌全链条造假：，品牌故事是编的，奖项是买的，专家网红是雇的。事件发酵后，董宇辉、陈妍希、李若彤等多位带货网红、头部直播间因售卖优思益产品被消费者要求退款赔偿。尤其是董宇辉，他曾在直播中多次强调"严选""每月百万检测费""派人实地验厂"，以此为产品品质背书。媒体报道称"与辉同行"直播间作为优思益最大销售渠道，贡献销售额高达1000—2000万元，不少自媒体博主直指董宇辉应承担"售卖假货"的责任，将这位带货网红的顶流推上风口浪尖。亦有大量网民涌入董宇辉抖音个人账号评论区追问售后，账号近30天掉粉超14.4万，此后，有着153万粉丝的董宇辉微博账号内容也被清空。近年来，网红售卖假货"翻车"屡见不鲜，辛巴（本名辛有志）是早期典型，2016年入驻快手的辛巴其巅峰时单场GMV可达数十亿。，2020年，其直播间销售"茗挚碗装风味即食燕窝"被专业打假人举报为燕窝成分极低的"糖水燕窝"。此后广州市监局认定存在误导性宣传，对辛选旗下公司罚款90万元，品牌方罚200万元，辛选先行赔付"退一赔三"，金额超6000万元。2024年9月，抖音头部直播带货主播"疯狂小杨哥"（本名张庆杨）在直播间售卖的"香港美诚月饼""澳洲谷饲牛肉卷"被曝虚假宣传、货不对板。此后，合肥有关部门认定"小杨哥"旗下公司三只羊直播宣传构成"虚假、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拟没收违法所得并罚款共6894万元，责令暂停经营、限期整改。此案也标志着其"助农""高端进口"叙事在监管趋严下的崩盘。此外，包括2000万粉丝的东北雨姐的红薯粉"木薯门"，抖音"美妆一哥"骆王宇均等人气直播带货网红，均涉及因虚假宣传等问题被监管部门处罚。优思益事件后，4月8日，人民网人民锐评栏目发表评论《带货翻了车，代价会越来越大》：一些主播和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对产品资质、产地真伪、产品质量与合规性等关键信息疏于审核、敷衍把关甚至有意放水，不仅辜负公众信任，也沦为不良商家牟取不当利益的"帮凶"，进而触碰法律红线。几天后的4月15日，董宇辉出现在了海口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现场，他在接受上证报采访时表示，未来将深入产业带，长期改造供应链，用信任链接消费者，"对我们而言，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地把事情做好、做实。"。这一表态被外界视为董宇辉对优思益事件的侧面回应。优思益及其一众网红的"塌房"，不仅是对带货网红的又一次祛魅，也再次暴露了直播电商行业"房间里的大象"。很大一部分带货主播长期依靠销售伪劣假冒产品获取高额利润，其直播话术中虚构夸大内容俯仰皆是，这些不法行为不仅损害了消费者权益，还严重地破坏了经济秩序，有些甚至越过了法律的红线。4月29日，在国家市监总局在京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网红食品"食品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据红星新闻，市监总局有关负责人在会上指出，涉嫌原产地造假、虚假宣传的"优思益"保健品，虚假标注相关成分、打品牌"擦边球"的同仁堂南极磷虾油等，都是近期翻车的"网红产品"，让老百姓"舌尖上的期待"，最后却变成了"舌尖上的上当"。市监总局有关负责人还其强调："主播决不能当工具人，直播间不是法外之地，短期合作不是免责金牌，只要是在你的直播间说过的话、带过的货，都必须要负责任。"，"目标是把那些欺骗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的害群之马揪出来，把背后的黑灰产业链条彻底斩断。"。接下来，行政监管部门、司法机关将如何定性、处理优思益事件，如何处理利用平台进行的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不法行为，将成为行业治理的"风向标"。新型平台犯罪的演进：从"网黄"到"网络金融诈骗"，再到"网络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平台经济作为数字时代的引擎，以电商、直播、短视频等为载体，深刻重塑生产、流通与消费格局。随着平台经济发展，一些经济犯罪的方式也伴随着平台发展的形式也不断演化生长，从早期内容传播型犯罪，到金融领域的涉众型经济犯罪，再到当前消费领域的制假售劣，虚假广告宣传，其影响、侵害人群的规模越来越大，且日益呈现出技术化、组织化、跨链条化的特征。在互联网普及初期，网络色情传播成为典型形态。彼时，论坛、聊天室、早期网站等平台成为犯罪分子制作、上传、传播淫秽物品的主要载体。犯罪团伙往往组建专业化链条：技术人员搭建服务器、内容制作者批量生产视频图片、运营者通过会员收费、广告引流等方式牟利。传播范围广、隐蔽性强，严重污染网络生态，损害社会公序良俗。公安机关多次组织"扫黄打非"专项行动，实施人员链、技术链、资金链全链条打击，破获多起利用APP、网站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件，涉案金额动辄数亿，充分暴露早期平台犯罪的低门槛、高复制性特征。2013年后，随着互联网金融迅猛发展，平台犯罪进入新阶段。P2P网贷等新兴业态成为重灾区。2013年被视为"互联网金融元年"，众多平台以"信息中介"名义上线，迅速扩张至数千家。但监管滞后导致大量平台异化：自融、设立资金池、虚假标的、高息诱惑、庞氏骗局模式层出不穷。2015年前后，e租宝等案件初现端倪，2018年后，P2P平台集中"爆雷"，引发大规模涉众型经济犯罪。公安部数据显示，仅2018年至2019年第一季度，全国立案非法集资等涉众犯罪近1.9万起，涉案金额4100亿元，依法查办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P2P平台400余个。在此过程中，典型案件如e租宝、善林金融、云联惠等，涉及数十万乃至百万投资者，损失动辄数十亿至数百亿。犯罪分子利用平台算法推送、线上线下结合宣传，将非法经营、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包装成高回报的"金融创新"，致使跨区域、跨平台犯罪频发。平台犯罪从单纯内容违规违法向经济金融领域渗透，危害从社会风气扩展至财产安全与金融秩序。以2020年直播带货兴起的为起点，依托网络平台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进行虚假广告宣传，成为平台经济伴生犯罪的突出形态。在电商、短视频平台，此类不法行为有着显著的"流量赋能"特征，平台算法精准推送、KOL依靠人气聚集粉丝带货，水军刷单、编排剧本、虚假好评等灰色产业链进一步推动其向产业化方向发展。虽然司法机关、行政机关近年来多次发起专项行动、并不断完善相关法规体系，但因一方面网络直播带货呈现爆发式的增长，同时，这一链条中责任主体多元，平台、商家、主播责任边界较为模糊，消费者维权和监管部门取证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加大。所以，"网红代言""直播带货"等网络销售网络销售新业态涉及的食品安全问题、虚假宣传、售卖"三无"产品及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犯罪行为也仍然高发越来越严重。据国家市监总局2023年发布的数据，近5年直播电商市场规模增长了10.5倍，直播带货投诉举报量5年间增幅高达47.1倍，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购买的商品为‘"三无"’产品、到手商品货不对板、退换货困难等。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件120.24万件，网络消费投诉中假冒伪劣、虚假宣传是常见高发领域。在此过程中，从张庭的"TST庭秘密"涉嫌网络传销被查，到李佳琦因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被罚，再到网红直播带货"新贵"辛巴、东北雨姐、小杨哥、董宇辉等，接连曝出相关问题，类似涉嫌违法违规"套路"借助网络平台反复出现且且花样不断翻新，呈现此起彼伏之势，对市场秩序和消费者权益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优思益被央视曝光 ic photo"假与白"和"低与劣"：从"假高端"收割，到"性价比"陷阱在一些不法直播带货产业链中，主要由两大模式：一种是"假与白"的假高端骗局模式，另一种是"低与劣"的性价比陷阱模式。"假与白"模式的参与者已形成完整链条化运作，结成利益共同体，将大量"白牌"、假货通过网红的直播间推向市场。这条产业链中，上游生产制造伪劣产品、"白牌"产品；中游通过跨境运输、供应链伪装等方式为伪劣商品披上合法外衣；下游直播网红则以情绪化包装和虚假宣传完成流量变现，各方通过深度合谋，共同将假货、"白牌"包装成高端产品赚取高额溢价，将假货劣货推向消费者。近期，中青网就报道了一起典型的网红沦为"假货"渠道的案例。据报道，上海市静安区检察院近期查办一起案件，一个以匙某为首，负责前端直播销售，通过自行直播或与网红合作，在多平台推销售卖；另一个以李某为首，藏在幕后，专门负责伪造品牌授权、注册境外专营店、联系假冒货源及统筹物流。该团伙在境内生产的假冒服饰，被运至广东珠海等地的中转点。随后，货物被转运至境外。这些假货会以一般贸易或跨境物流的方式，向海关正规申报，办理全套入境报关手续。通过这些上述手段假货便披上"进口商品"的合法外衣，进入国内保税仓。在直播间里，这些从保税仓发出的、拥有"真实物流轨迹"和"报关单据"的假货，被带货主播吹嘘为"海淘正品"，高价卖给消费者。如果说假货是仿冒知名大牌，白牌则是从品牌打造、营销策划、生产加工到销售的全链条造假，通过系统性虚构"海外高端""国际大牌"形象，利用消费者对进口品的信任和信息差实现高溢价，在直播间叫卖的网红则是整个链条关键的一环。从央视报道看，优思益也是此类白牌的典型，该品牌自称2010年创立于澳大利亚墨尔本，主打叶黄素护眼产品，强调"澳洲精准营养"，并有国际奖项、专家背书，全系列年销400多万瓶，单瓶售价近300元，常年霸榜电商平台叶黄素销量第一。优思益采取低成本、高溢价的经营策略，通过支付销售额30%—50%左右甚至更高的佣金，以换取销量快速爆发。如一瓶叶黄素出厂成本一般仅三四十元，高额溢价中相当部分则是给网红的佣金，就是依靠网红的话术把"假洋故事"包装得更具信任感，而高佣金又让主播有动力大力推荐。带货网红是利益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他们卖的从来不是单纯的产品，而是"老师推荐""、严选靠谱"的情怀与背书，粉丝因为相信主播才愿意为买单。头部带货网红和直播间面临维持高GMV的压力，需要不断寻找高佣金、高毛利的产品来变现流量，覆盖运营成本。而白牌恰恰能完美满足这些需求。所有的白牌成本极低，而品牌故事容易编造，价值容易虚构，所以，毛利空间巨大。所以，愿意给出远高于主流大牌的佣金比例；同时，这类产品往往供应链灵活，能快速响应直播间的高频上架和选品需求。因此，双方一拍即合，形成了一个高效的利益闭环：网红提供信任流量和背书，白牌提供高分成和现成故事，短期内都能实现快速变现。除了假高端的高价白牌，一些"低与劣"的性价比陷阱模式"低价低质"的产品也大行其道，近年来一些头部网红也屡屡将其宣传"低价低劣"的产品宣传成为"高性价比"，让不少消费者难以分辨。2025年12月，"与辉同行"直播间举办家居专场直播，其中，顾家家居一款功能真皮沙发单品成交额超1亿元，但该款三四千元（3个价格档位）的沙发很快陷入争议，业内人士指出这类"低价低质’的电商特供品，会拉低行业的标准，让市场陷入低价竞争恶性内卷的竞争漩涡中。2026年1月，"与辉同行"直播间在安徽行活动售卖一款"百食轩83.3元三只大别山黄油母鸡"，被六安市麻黄鸡产业协会质疑，被认为是"淘汰蛋鸡"，此后该产品也在直播间下架。值得一提是，"假与白""低与劣"两大运作模式能够大行其道，网红背后的消费者"粉丝化"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有研究者者指出，粉丝并非单纯冲动，而是基于多重心理机制：一是信任背书。网红与粉丝形成拟社会关系，主播"亲测""真香"的口吻降低信息不对称，粉丝视其为"靠谱朋友"，购买即情感投射；二是从众效应。直播间销量滚动、点赞排行制造"多数人选择正确"的心理暗示，群体压力转化为购买动力；三是归属感与支持欲。买单不仅是消费，更是"力挺偶像"的仪式，强化身份认同。早在董宇辉供职东方甄选时期，就有高管公开批评粉丝"饭圈化"，呼吁董宇辉发声明反对。董宇辉独立运营后，这种现象未减反增。优思益、卖鸡等事件中，粉丝"永远支持""一路光明"的表态，被媒体指为"非黑即白""失去理智"。近期网络上也出现了大量为董宇辉辩解的自媒体内容，且网络上出现众多疑似粉丝的用户为董宇辉"站台"，甚至攻击批评质疑者，有媒体认为其"饭圈文化"已走到极端地步"近似宗教崇拜"，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组织化特征。这种用"假与白"的假高端获取高额利润、用"低与劣"的性价比陷阱获取高额流量、用其大量的"饭圈"粉丝为其背书的做法，已成为"董宇辉们"的普遍经营模式。但网红粉丝的黏性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旦网红"翻车"，其反噬效应往往远超传统品牌危机。粉丝将网红视为"自己人"，当主播出现虚假宣传、产品质量崩盘、道德塌方或人设崩坏时，背叛感被成倍放大。过去积累的"朋友式"亲密，转瞬化为强烈的愤怒与失望，导致不信任雪崩式扩散。相比普通商家"货不对板"仅引发退货，网红翻车常伴随粉丝的集体声讨、抵制，甚至波及整个直播生态。优思益事发后，董宇辉"与辉同行"直播间被曝是该品牌重要渠道，成为舆论焦点。此前，董宇辉以"知识型带货""真诚人设"著称，常强调每月投入百万严把品控、亲自走访厂家。董宇辉个人账号因优思益事件掉粉超14万，舆论中出现"人设崩塌""情怀滤镜破碎"等论调，更有网友在其直播间评论区调侃"想去支教，一天没去；不想带货，一天没停。""法不责辉"？对于董宇辉而言，相比"人设危机"，优思益事件后社交媒体上质疑"法不责辉"的舆论则是更大挑战。一部分媒体和网民直指带货量巨大的董宇辉目前不仅未受任何处罚，甚至还能出现在官方背景的展会活动中，更有媒体引用"法不责辉"，将讨论推向国际舆论场。根据《刑法》，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的，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行政、司法机关近年来发布了大量此类案例，其中有不少就是通过电商、社交平台售卖伪劣产品。此外，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也可能触犯刑律。2020年，面对网络直播带货爆发式增长，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7月开展为期三年的"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专项监督活动，明确把"网红代言""直播带货"等网络销售新业态涉及的食品安全问题、虚假宣传、售卖"三无"产品及伪劣商品等作为重点监督领域。2020年11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监管的指导意见》，这是针对直播带货虚假宣传、假冒伪劣等突出问题的首份专门规范性文件。要求压实平台、主播、商家责任，严厉查处以假充真、以次充好、虚假广告等违法行为。2022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司法解释用了4个条款对直播营销平台责任作出规定，包括直播营销平台自营责任、无法提供直播间运营者真实信息时的先付责任、未尽食品经营资质审核义务的连带责任，以及明知或者应知不法行为情况下的连带责任。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2025年4月发布的直播电商领域典型案例，浙江诸暨阮某某直播销售以假充真珍珠，阮某某将仿珍珠产品和仿珍珠项链充当真珍珠在某平台进行销售，相应珍珠鉴定证书均属伪造，违法销售金额共计59.97万元。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认为阮某某销售以假充真的珍珠，销售金额巨大，涉嫌违反《刑法》相关规定，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2025年3月，诸暨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再如最高检2026年公布的制售伪劣电线案：2020年起，何某忠在广东无3C认证生产不合格聚氯乙烯绝缘电线，何某利注册"广州某电缆厂"等21家网络店铺销售至江西等地，雇人运营客服打包。生产销售金额分别达2900余万、2300余万元，经鉴定为不合格产品。2025年，江西省赣州检方以何某忠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何某利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罪提起公诉。当地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何某忠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二千三百万元；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何某利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二千万元。再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2025年4月发布的直播电商领域典型案例，浙江诸暨阮某某直播销售以假充真珍珠，阮某某将仿珍珠产品和仿珍珠项链充当真珍珠在某平台进行销售，相应珍珠鉴定证书均属伪造，违法销售金额共计59.97万元。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认为阮某某销售以假充真的珍珠，销售金额巨大，涉嫌违反《刑法》相关规定，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2025年3月，诸暨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2020年，面对网络直播带货爆发式增长，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7月开展为期三年的"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专项监督活动，明确把"网红代言""直播带货"等网络销售新业态涉及的食品安全问题、虚假宣传、售卖"三无"产品及伪劣商品等作为重点监督领域。2020年11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监管的指导意见》，这是针对直播带货虚假宣传、假冒伪劣等突出问题的首份专门规范性文件。要求压实平台、主播、商家责任，严厉查处以假充真、以次充好、虚假广告等违法行为。2022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司法解释用了4个条款对直播营销平台责任作出规定，包括直播营销平台自营责任、无法提供直播间运营者真实信息时的先付责任、未尽食品经营资质审核义务的连带责任，以及明知或者应知不法行为情况下的连带责任。行政监管部门、司法机关的密集行动，也表明带货虚假宣传、假冒伪劣等乱象已不再是个别现象，而是大量存在且社会危害性显著的违法犯罪问题，亟需通过多维度治理予以规范。目前，已有不少律师提出，包括董宇辉在内的主播在优思益制假售假链条中应付主要责任。4月初，江苏律师王某通过自媒体公开招募购买优思益的消费者拟进行公益集体诉讼，主张"退一赔三"。这位律师声明将把带货主播作为维权重点，并认为主播是优思益大规模销售的核心推动者与直接获益者，理应承担对品牌资质与商品真伪的审核义务及相应法律责任。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电商、社交平台已成为商品流通的重要渠道，也为伪劣产品销售提供了隐蔽空间。近年来司法机关高度重视此类犯罪，将其作为破坏市场秩序、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重点打击对象。最高人民检察院多次发布典型案例，强调全链条打击网络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体现了从严惩治、精准司法的导向。2024年1月至2025年6月，全国检察机关起诉涉电商领域相关犯罪1万余人。最高检针对相关案例指出，相较于传统售假犯罪，利用电商渠道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侵权成本更低、营销模式更新、渠道更隐蔽、治理难度更大。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类案例中平台经营者一般不直接负刑事责任，但未尽审查义务可能承担行政责任或民事连带责任。直播带货主播若明知伪劣仍推广，构成共犯或单独犯罪。最高检2025年7月发布的电商黑灰产案例中，就有主播涉及在直播平台售假而被追究刑责。在司法机关不断加大对利用网络售假犯罪打击力度的同时，通过直播带货销售伪劣商品如何定性，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上海政法学院教务处处长、教授赵运锋在中国社会科学网上撰文指出，网络直播带货市场迅速发展的同时，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产品、非法经营、流量造假等违法犯罪现象也悄然滋生。如郭美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赵灵儿涉嫌假冒注册商标案、虚假广告案等。"小杨哥""东北雨姐"等网红主播相继陷入销售假货、虚假宣传的泥潭，引发了社会公众对直播电商产品质量问题的深度关注。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电商、社交平台已成为商品流通的重要渠道，也为伪劣产品销售提供了隐蔽空间。虽然，司法机关高度重视此类犯罪，将其作为破坏市场秩序、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重点打击对象，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多次发布典型案例，强调全链条打击网络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但是，当下，对直播推广涉罪行为的刑法介入处理力度不够不足，难以维护网络市场秩序、构建公平竞争环境和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对此，需要对从法理层面治理力度进行深入反思，积极回应网络直播带货行为的规范和治理问题。直播带货现场 ic photo谨防"伪劣流量"破坏经济基础优思益事件引发了部分网民"倒董"的呼声，与此同时，抖音、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出现大量"挺董"的文章和视频，它们多从"文化理想""初心不改""被品牌方蒙蔽"等角度切入，强调董宇辉作为带货主播并不承担主要责任，网民以及部分媒体有"抹黑"董宇辉之嫌。笔者无意中搜索到一个名为"辉映芳华"的微信公众号，2024年10月以来，这位"铁粉"笔耕不辍，几乎每周都会发布几篇夸赞董宇辉的文章，原创文章达到数百篇。4月5日，该号发文称："优思益全网售出600多万瓶，其中某猫售出400多万瓶，某音200多万瓶，但他们都平安无事，反倒是售出了几万瓶，占比不足1%的与辉同行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可见，"辉映芳华"在为卖了几万瓶优思益的董宇辉抱不平，显然，这种比烂式辩护忽视了带货主播对产品质量、广告宣传真实性的把关责任。此类"挺董"叙事，更忽视了网红带货伪劣产品的"伪劣流量"挤压实体经济生存空间，侵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的极大危害。网红带货伪劣产品、虚假宣传对实体经济的破坏最为直接，它通过直播间"全网最低价""大牌平替"等虚假信息和不正当竞争，将消费者从线下实体零售和批发渠道大规模分流，影响传统实体商业生态，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网上销售伪劣服装对实体店造成冲击就是一个典型，据媒体报道，杭州四季青服装批发市场作为华东地区重要服装集散地，其长青分市场曾因直播带货的低价假货竞争，导致实体批发商和下游零售店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市场管理方不得不出台明确规定，禁止在市场内开展直播销售，以保护实体渠道的正常经营秩序。多家批发商反映，直播间"骨折价"出现后，实体店客流减少一半以上，部分店铺生意下滑三成，库存积压严重，不得不缩减经营面积甚至关店。上游制造业同样受到"伪劣流量"冲击，正规品牌为应对假货低价冲击，不得不压缩利润空间，甚至被迫转向低质化生产，形成恶性内卷。业内调研显示，头部网红带货模式下，平台与主播抽成往往占去80%以上利润，剩余部分难以反哺实体生产者，出现"一个工厂养一万个工人，变成一万个工厂养一个主播"的倒挂现象。企业研发投入减少，技术升级乏力，长此以往，实体经济产业链面临空心化风险，就业岗位流失与国际竞争力下滑并存。若任由伪劣产品以流量杠杆撬动市场，实体经济根基逐渐遭受系统性侵蚀。带货伪劣产品、虚假广告宣传不仅影响实体店铺和产业链上游，更侵蚀市场信任体系、公平竞争秩序和税收根基，危害经济基础。虚假宣传本质上是对合法守信商家的不公平竞争，他们通过夸大产品功效、虚构产地故事、刷单造假等手段，制造虚假价格信号与口碑，快速分流消费者流量与销量，而正规实体企业和守法品牌需投入真实研发、品控、认证与合规成本，却因市场信号扭曲而面临订单锐减、份额被挤的困境。2024年，四川凉山州昭觉县法院一审判决的"凉山孟阳""凉山阿泽"系列网红直播带货案堪为典型。该团伙注册公司、雇佣主播，虚构"大凉山原生态"和贫困人设，低价从外地采购蜂蜜、核桃等农副产品贴标销售，以"助农"名义在全国直播，销售额超3500万元，非法牟利超1300万元，8名犯罪嫌疑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这一虚假宣传不仅误导消费者，更直接冲击本地正品农业实体企业和农户：正规合作社销量下滑、收入缩水，农村助农机制公信力受损。消费者多次"踩雷"后，对整个消费市场产生戒备，社会整体消费意愿下降，内需拉动作用被削弱。议之，守法商家为维护品牌信誉付出更高成本，却被低价虚假流量抢占市场，长此以往将抑制合规经营的积极性，动摇市场经济诚信基础。从更长远影响看，"伪劣流量"也是对高质量发展的妨害，它抑制创新驱动、品牌建设和产业升级，迫使经济主体将资源从质量效益转向短期流量博弈。高质量发展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内核，而伪劣带货模式本质上是"流量优先"对长期创新红利的透支。企业为保住市场份额，不得不减少技术研发和品质提升投入，转向低成本模仿，形成"劣质低价"恶性循环。国际层面，假货泛滥损害"中国制造"品牌形象，制约开放型经济发展。消费者对国产高端产品的信任受损，高端产业链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进程受阻。若不彻底治理"伪劣流量"，高质量发展将失去微观主体支撑，产业基础、和经济结构和税收结构也将面临"有流量无质量"的结构性问题。共筑清朗平台生态优思益事件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直播电商行业在高速发展中积累的深层矛盾。伪劣产品、虚假广告宣传以及"伪劣流量"并非孤立个案，而是平台经济伴生风险的集中体现。面对这一顽疾，单纯依赖行政处罚或个别网红"翻车"已不足以根治，只有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社会各方形成监督合力，才能从根本上净化市场环境，守护消费者权益，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销售伪劣产品，虚假广告宣传是平台经济当下突出的伴生性风险，作为流量分发者和规则制定者，各类社交、短视频和电商平台绝非技术中立的通道，而是阻断伪劣产品从源头到消费者的"第一道防线"，必须承担主体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与连带责任。中国政法大学朱巍教授提出"红旗规则"：当刷单、虚构评价等明显违法信号出现时，平台"应知"即负连带责任。一些学者强调，平台安全保障义务不能止于被动，需将监测转化为刚性处置，切断伪劣产品利益链条，重建市场信任。其次，平台应进一步主动落实自身责任。根据《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平台在"明知或应知"违法行为时需承担连带责任。但实践中，许多平台仍习惯于"事后删帖整改"，缺乏主动预防。未来，平台应推行"先行依法赔付"制度，对消费者因虚假宣传或伪劣产品遭受的损失先行垫付，再向商家、主播追偿。平台还应在技术与数据开放上主动担责。平台掌握海量交易数据和用户行为数据，应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向监管部门开放必要接口，支持全链条溯源。例如，利用区块链技术为进口商品建立不可篡改的物流、报关、检验记录链条，让"假洋牌"无所遁形。在算法层面，也需从"流量至上"转向"价值导向"，增加对实体品牌、合规供应链内容的权重推荐，逐步扭转"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更深层次看，社会文化层面的因素也不容忽视，直播带货本质上是信任经济，主播的"人设"与粉丝的"情感投射"构成了独特商业模式。但当这种信任被"欺骗性"流量异化，就容易走向反噬。社会应倡导对"粉丝经济"的进行批判，"理性消费、价值消费"的理念，引导公众从"追星式"购物转向基于产品本身价值的理性选择。同时，提高主播的从业门槛，将失信主播纳入所有平台的"黑名单"。鼓励真正的有信誉、有正确商业价值观的知识型、产业型带货主播涌现，让直播电商真正成为连接优质供给与消费需求的桥梁，而非伪劣流量的放大器。同时，也只有让伪劣流量与虚假人设无所遁形，才能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财富观与价值观。从国际经验看，美国FTC（联邦贸易委员会）对网红代言实行严格的"披露义务"，要求任何商业关系必须明确标注；欧盟《数字服务法案》则要求大型平台承担系统性风险评估与缓解责任。这些做法值得借鉴。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直播电商市场，完全有条件也有必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政府监管、平台自治、行业自律、社会共治四位一体。互联网孕育了众多平台巨头，从腾讯到阿里，从京东到拼多多、抖音、快手，再到近年来崛起的小红书。这些巨头因用户规模庞大，已具备类似基础设施的显著公共属性。因此，它们不应仅以普通企业的管理方式要求自身，而应主动承担公共责任，协同治理平台上的各类经济违法犯罪行为，坚决防止这些违法活动在不同平台间流窜、从一种形式转向另一种形式。只有这样，平台经济才能在清朗健康的生态中，实现从"规模扩张"到"价值创造"的蝶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涌现了许多在全球具有影响力的高质量品牌，如华为、海信、TCL、海尔、美的、格力、伊利、比亚迪、吉利、飞鹤等。但是，这些品牌企业同样也受到"董宇辉们"流量至上的平台算法困扰，这类现象在消费品、家电、汽车等行业尤为突出，让众多实实在在做品牌的企业陷入困境，对中国践行高质量发展、走向中国式现代化带来了不小的阻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涌现了许多在全球具有影响力的高质量品牌，如华为、海信、TCL、海尔、美的、格力、伊利、比亚迪、吉利、飞鹤等。但是，这些品牌企业同样也受到"董宇辉们"流量至上的平台算法困扰，这类现象在消费品、家电、汽车等行业尤为突出，对实实在在做品牌的企业带来了巨大困难，对中国践行高质量发展、走向中国式现代化带来了很多的阻碍。亚当·斯密一生主要著有两部代表性著作，一部是《道德情操论》，另一部是《国富论》，后者的知名度远远超过前者，然而斯密本人却视《道德情操论》前者为其思想体系的基石。在他看来，脱离《道德情操论》框架的《国富论》，将沦为对财富的单纯掠夺。同样，没有道德情操的企业家，不过是披着商业外衣的掠夺者。当前，众多实力雄厚、品牌竞争力突出的行业头部企业也将大量资源投向短视频、直播、社交种草、KOL合作以及平台算法优化，甚至不惜牺牲利润率和品牌调性，这在消费品、家电、汽车等行业尤为突出，如果连华为、TCL、海信、海尔、伊利这样的行业巨头都受困于短期流量博弈，都委身于"董宇辉们"和流量至上的平台算法，这或许也是中国产业升级进程中的隐痛与悲哀。"道德情操"也需要坚实的制度土壤来滋养，平台经济的健康未来也正取决于此——以法治涵养道德，以制度护航良知。因此，我们绝不能让这些"掠夺者们"破坏中国市场的信誉、破坏中国的品牌经济、破坏中国的实体经济、破坏中国的经济基础！

近日，成都多家茶楼（馆）疑似遭遇职业打假人批量举报，引发关注。涉事茶楼经营者们在为到店顾客提供金丝皇菊与其他普通花茶冲泡服务后，被举报人以 " 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 " 为由进行举报、索赔。根据食品安全法等规定，茶楼现场用热水泡茶属于自制饮品制售，属于餐饮服务范畴，依法应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4 月 28 日晚，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就此事回应媒体称，对于未按规定备案的，应责令限期改正；对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初次违法行为，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条件的，可不予处罚。4 月 29 日，四川省茶馆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成都市茶楼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成都市茶行业工会主席张涛告诉新京报记者，" 据统计，‘职业打假人’批量举报了 400 余家成都茶楼茶馆。被举报的商户们沟通后，怀疑举报人是恶意批量举报，分工明确，消费、举报、谈判、收款环节分别都是不同的人，将相关法律、政策研究得非常透。"张涛透露，29 日下午召开了 " 茶楼茶馆食品安全合规研讨会 "，共有 50 余家涉事商户参加。商户曾先生告诉新京报记者，到场的商家联合签了一份倡议书，" 其中一项就是联合报警，部分商家此前已经报警了。"" 无证泡茶 " 被举报4 月 29 日下午，成华区陆羽茶坊经营者曾先生向新京报记者表示，自己是被举报的商户之一。4 月 12 日，成都市成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到茶坊核实情况，称茶坊被消费者投诉举报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不能出售红牛饮料和用金丝皇菊冲泡的茶水。曾先生说，" 当时我解释自己卖的并非保健性红牛饮品，而是普通风味饮料，因此不违规。我办理了营业执照和相关手续，但并不知道泡茶属于自制饮品，还需要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我知道后第一时间停止相关服务、积极补办食品经营许可证。"曾先生告诉记者，他和同行交流后发现，多家茶楼均被举报，举报内容包括：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进行泡茶服务，售卖金丝皇菊（代用茶）未明确标注，店内售卖功能红牛饮料，为顾客提供饮用吸管，店内无线网络未身份核验登录。曾先生说，被举报后，有人和商户谈 " 和解 "。因为担心 " 若被行政处罚将面临最高 5 万至 10 万元的高额罚款 "，有十家商户提议共同赔付对方 3000 元，但对方表示每家至少赔偿 1500 元。" 之后我们每家分别去跟他谈，对方一般提出 1000 余元至 2000 余元的赔偿，给我报的是 4100 元。"金丝皇菊茶。受访者供图曾先生表示，店里所用食材均为正规合格产品，全程未发生任何食品安全事故，未对消费者造成人身财产损害。" 我们很多经营者不想‘私了’，助长这种恶意举报行为。还是希望相关部门查清后，可以适用《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柔性执法。"行业协会：逾 400 家茶楼被批量举报4 月 28 日晚，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就此事回应媒体称，近期陆续收到茶楼 " 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 " 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集中投诉举报，已展开专项排查，发现部分茶楼的确存在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或者未备案从事食品经营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四川省食品安全条例》相关规定，从事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或者备案。对于未按规定备案的，应责令限期改正；对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初次违法行为，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条件的，可不予处罚。对上述商家，市场监管部门已责令整改，并逐一指导补办食品经营许可证或者依法备案。同时，全市市场监管部门会同行业协会加强了对商家的普法宣传，明确政策细则，指导规范经营。四川省茶馆行业协会、成都市茶楼行业协会已于 4 月 25 日发布《茶楼茶馆食品安全合规提示提醒函》，文中载明，凡提供自制茶水、鲜榨果汁等饮品的经营主体，应当依法取得包含自制饮品制售项目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备案范围涵盖自制饮品的《食品小经营店备案证》；若额外提供餐食服务（如热食，冷食，糕点等），应当依据具体经营项目取得相应许可资质（如热食类食品制售，冷食类食品制售等）。曾先生还提到，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之后，能否继续售卖金丝皇菊还有待进一步确定，" 因为不像普通花茶、素茶等，金丝皇菊比较特殊，它是药食同源，但又不属于药品。" 据他了解，根据卫健委发布的《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皇菊未被直接列入，但它作为菊花的栽培品种之一，又常被归类为 " 代用茶 "，" 基于现有规定，经营者不能随便冲泡。所以很多职业打假人专门盯着金丝皇菊举报。"4 月 29 日，四川省茶馆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成都市茶楼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成都市茶行业工会主席张涛告诉新京报记者，成都茶楼茶馆三万余家，居全国第一，" 茶楼茶馆是成都最具代表性的民生行业、特色产业之一，单位面积密度高，‘职业打假人’在这里短时间就可以批量消费、投诉多家。据统计，‘职业打假人’批量举报了 400 余家成都茶楼茶馆。"他透露，由四川省茶馆行业协会、成都市茶楼行业协会、成都市茶行业工会主办，四川省茶产业妇联、共青团四川省茶山委员会协办的 " 茶楼茶馆食品安全合规研讨会 " 于 4 月 29 日下午召开，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派相关人员出席，也有公益律师为茶楼经营主体提供专业意见。" 共有 50 余家涉事茶楼茶馆商户参加研讨会。商户们沟通后，怀疑举报人是恶意批量举报，分工明确，消费、举报、谈判、收款环节分别都是不同的人，将相关法律、政策研究得非常透。" 张涛说。曾先生也参与了研讨会，他表示，到场的商家联合签了一份倡议书，" 其中一项就是联合报警，倡议书后面会寄给市场监管局和公安局等。部分商家此前已经报警了。"倡议书载明，" 已私下和解商家，联合报警追究职业索赔人法律责任。此前迫于压力支付和解金的商家，一致认为投诉人行为涉嫌敲诈勒索。此类商家将联合整理转账记录、沟通凭证、举报告知书等全部证据，统一向公安机关报案，请求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律师谈 " 首违不罚 " 政策适用新京报记者查询发现，2023 年 12 月施行的《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活动，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下列情形不需要取得食品经营许可：销售食用农产品；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医疗机构、药品零售企业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中的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已经取得食品生产许可的食品生产者，在其生产加工场所或者通过网络销售其生产的食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需要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情形。除上述情形外，还开展其他食品经营项目的，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由此可见，茶楼经营者销售预包装食品，不需要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仅需备案。但若现场冲泡，则仍需要食品经营许可。4 月 29 日晚，四川同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雪冰律师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涉事茶楼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即提供茶叶冲泡服务的行为，确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关于食品经营许可制度的规定，构成了行政违法行为。" 但行政处罚不仅旨在惩戒，更兼具教育与引导功能。对于市场主体，特别是小微经营者初次出现的轻微违法，若机械执法、一律处罚，可能与其过错程度及社会危害性不相匹配，也不利于营商环境的优化。"陈雪冰提到，本案中，涉事茶楼经营者自认其行为属于 " 初次轻微违法 "，且已主动停止服务、积极整改，并强调未造成实际食品安全危害后果。若上述事实经查证属实，行政执法机关可以根据 " 首违不罚 " 政策精神，对初次轻微违法且及时改正的主体予以教育引导而非处罚，" 行政执法机关在行使裁量权时，应综合考量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以及当事人整改情况等因素。"针对涉事茶楼及行业协会怀疑被职业打假人恶意举报的情况，陈雪冰表示，必须严格区分基于生活消费发生的正当维权与以牟利为目的的职业打假行为。实践中，职业打假人往往倾向于选择法律关系相对明确、违法事实易于固定的领域，比如本次事件涉及的食品、餐饮行业，" 尤其是无证经营、包装、标签标识不规范、宣传用语违法等。"陈雪冰提及，2026 年 4 月 15 日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第十六条明确规定，" 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 的投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予受理。因此，市场监管部门在处理此类批量举报时，应依法审查投诉人的真实身份、消费动机及与被投诉事项的利害关系，对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投诉依法作出不予受理决定，避免行政资源被不当利用，维护正常的市场监督秩序。新京报记者 吴淋姝 编辑 刘倩 校对 赵琳